人民艺术 | 在至暗时刻眺望辉煌 ——从潘天寿一封书信出发对中国画未来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6-10-22 16:34:16 点击：245698

此信写于特殊岁月，彼时潘天寿身处逆境，在春节获准短暂归家休假之际，提笔致函弟子苏东天（伟堂）。信函之中，先生依旧心系中国画的发展前途，寄望于新一代青年画家奋发开拓，同时对门下弟子苏东天谆谆劝勉，指明治学从艺的努力方向。潘天寿在信中写道：“今后中国画的新绘画，应从如何的方向去发展，殊有待于今后的中国画家，依照新社会的进展与努力，向前开发而前进，肯定有极新的面貌，极光辉的成绩出现，是无可疑义的。”又言：“今后的新中国画，一定是极新而且是辉煌灿烂的。”

在至暗时刻眺望辉煌
——从潘天寿一封书信出发对中国画未来的思考

1968年旧历元旦，漫天大雪。潘天寿在杭州的寓所里给远在宁波的弟子苏东天（伟堂）写了一封回信。彼时他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关入“牛棚”，遭受反复批斗，身心俱疲。然而就在这样的处境中，他写下了一段极为明亮的话：
“今后中国画的新绘画，应从如何的方向去发展，殊有待于今后的中国画家，依照新社会的进展与努力，向前开发而前进，肯定有极新的面貌，极光辉的成绩出现，是无可疑义的。”以及：“今后的新中国画，一定是极新而且是辉煌灿烂的。”
一个正在被时代宣判为“封建余孽”的人，却在信中斩钉截铁地预言他所守护的艺术将迎来“极光辉的成绩”和“辉煌灿烂”的未来。这不只是对后辈的鼓励，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判断，一种在至暗时刻对艺术命运的眺望。本文试图从这两句话出发，追问三个问题：潘天寿为什么如此确信？他所说的“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期望对今天的我们还有怎样的启示？

一、确信从何而来

潘天寿的预言之所以掷地有声，首先因为说这话的人并非天真乐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国画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从康有为“中国画学之衰败极矣”的断喝，到陈独秀“美术革命”的号召，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对文人画的持续批判，中国画始终处在被质疑、被改造、甚至被取消的阴影之下。“文革”期间，传统绘画更被归入“封建糟粕”，画家遭受迫害，画院被迫解散，中国画的教学与研究几乎全面中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潘天寿的判断才显得格外有分量。他不是没有看到危机，而是穿透危机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这种确信来自三个层面：
其一，来自他对中国画本体的深刻理解。潘天寿毕生研究中国画史画论，深知中国画不是一个封闭的技法系统，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有机体。它经历过魏晋的自觉、唐宋的高峰、元明的转折、清代的集大成，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不是外力的强加，而是从传统内部生长出来的。既然它能在历史上一次次完成自我更新，就没有理由相信它会在一时的政治风暴中真正消亡。
其二，来自他对艺术与文化关系的洞察。潘天寿一贯主张“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中国画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观照世界的方式、独特的审美心理和独特的精神气质。只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还在，中国画就不会真正死去。政治运动可以一时压制它，却无法从文化基因中将它抹去。
其三，来自他对“变”与“不变”的辩证把握。他在同一封信中说：“民族风格，民族气派，以及古人已发见到的优良技法，还应该可以吸收的。”他所说的“新”，不是割断传统的另起炉灶，而是在守住根本的前提下的推陈出新。正因为根扎得深，他才敢断言未来的枝叶一定会繁茂。

二、“极新”与“辉煌灿烂”的含义

潘天寿所期待的“新绘画”和“新中国画”，究竟“新”在哪里？“辉煌灿烂”又指向什么样的境界？
首先，“新”在于时代精神的注入。信中明确说：“依照新社会的进展与努力，向前开发而前进。”他并不主张固守古人的面貌，而是认为中国画应当回应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新的生活。他在信中对弟子说，今天研习新中国画，“还须加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及毛主席的文艺方向文艺原则为指针”。这些话当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定措辞，但剥开语言的表层，其核心意思是清楚的：中国画不能停留在旧文人的孤芳自赏中，它需要与更广大的社会、更普遍的人民发生关联。
其次，“新”在于传统资源的重新激活。潘天寿绝非以“新”为名抛弃传统的人。恰恰相反，他在信中花了大量篇幅谈“旧套的学习总纲”：技术基础的锻炼、诗文书法金石的辅助、画史画理及古书画的鉴赏、品德与胸襟的修养。他认为这些“旧”功夫不但不过时，反而是走向“新”的必经之路。他所设想的“新”，是传统技法与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理解和运用之后自然呈现的面貌，而非刻意求新、为新而新。
再次，“辉煌灿烂”指向的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恢复。潘天寿用“极光辉”“辉煌灿烂”这样的词，不是对某一种风格流派的期许，而是对中国画整体命运的信念。他相信中国画不仅不会消亡，还会以更加饱满、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这种信念的背后，是他对中国文化内在生命力的深刻体认——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艺术传统，不会因为一时的风浪而中断，反而可能在经历了冲击与反思之后，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三、一个未完成的遗嘱

1971年，潘天寿在遭受了数年的迫害之后含冤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他所预言的“辉煌灿烂”成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封信中对中国画未来的期许，更像是一份未完成的遗嘱——他把眺望未来的目光留给了后人。
今天距离这封信的写作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从“文革”的全面中断，到改革开放后的复苏与多元探索，再到全球化语境下面对西方当代艺术的冲击与对话。潘天寿所期待的“极新的面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今天的中国画在题材、语言、观念、媒介等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涌现出许多前人不曾想象的可能性。
但他的期望并没有完全实现。当我们回望当下中国画的状况时，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辉煌灿烂”尚未到来。在市场的裹挟下，在西方当代艺术话语的挤压下，在传统根脉日渐稀薄的教育体系中，中国画面临着新的困境：要么固守程式而丧失生命力，要么盲目求新而丧失自身品格。潘天寿所强调的“传统功夫”与“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在很多创作实践中并未真正落实。

四、对我们的启示

潘天寿在至暗时刻的眺望，给今天的我们留下几点深刻的启示：
第一，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对过去的固守，而是对未来的确信。潘天寿在个人命运最黑暗的时刻仍然相信中国画有“极光辉的成绩”在前方，这种确信建立在对传统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确信——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基于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深刻认知，相信中国画能够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道路。
第二，创新必须以继承为根基。潘天寿反复告诫弟子要在“传统的旧中国画上下一些基础功夫”，这并非保守，而是深知没有根基的创新只是浮萍。今天中国画的创新探索不可谓不多，但真正能够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无不是在传统与时代之间找到了真实的连接点。
第三，教育是通向未来的桥梁。潘天寿一生以教育为职志，这封信本身就是一份教育的文本。他把期望寄托在“今后的中国画家”身上，寄托在像苏东天（伟堂）这样的年轻人身上。中国画的未来，最终取决于能否培养出既有传统根底又有时代眼光、既懂技术又有胸襟品德的新一代画家。这是潘天寿未竟的事业，也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
结语
漫天大雪中的一封回信，字里行间是一位老画家对中国画未来的坚定信念。潘天寿没有能够亲眼看到他所预言的“辉煌灿烂”，但他播下的种子在弟子身上、在后学身上、在无数热爱中国画的人身上生根发芽。
“今后的新中国画，一定是极新而且是辉煌灿烂的。”这句话写在1968年的春节，写在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老人的笔下，写在漫天大雪之中。它像一粒埋在冻土下的种子，等待春天的到来。今天的我们，或许正处在这个春天尚未完全到来的时刻。潘天寿的期望，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用创作、用研究、用教育去回答的命题。
中国画能不能“极新”？能不能“辉煌灿烂”？答案不在潘天寿的信里，而在每一位从事中国画的人手中。他用一封信把这个问题的接力棒交给了后人，我们能做的，是不辜负这场大雪中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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